胡德开等人申请确认房屋所有权案
　　申请人：胡德开，男，８６岁，现居澳大利亚。
　　申请人：罗素秋，女，７７岁，厦门市妇联退休干部。
　　申请人：胡友川，男，５３岁，厦门大学教师。
　　申请人：胡友慧，女，５５岁，厦门交通大学教师。
　　申请人：胡友琼，女，５１岁，厦门第六中学教师。
　　申请人：胡友正，男，４５岁，住厦门市大中路８０号３楼。
　　申请人：胡友安，女，４９岁，住厦门市大中路８０号３楼。
　　申请人：胡友慎，男，４７岁，厦门食杂公司职工。
　　申请人：杨别嘉，女，５７岁，住厦门市大中路８０号４楼。
　　申请人：胡友婷，女，３５岁，厦门音乐学校教师。
　　申请人：胡友恒，男，３３岁，厦门海关干部。
　　申请人：胡友杨，男，２９岁，厦门航空公司职工。

诉讼请求

上述１２名申请人向福建省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厦门市公园东路８０号房屋所有权归申请人所有。
　　申请人称：原福建漳州民兴银公司经理刘志成曾于１９３６年３月１３日与胡五宏商定，由胡付典金国币１１０００元，公司出典其所有的厦门市公园东路８０号３层楼房一座，期限为一年。期满后，对方在胡五宏的多次提议下未回赎房屋。建国后，该房由国家实行私房改造。１９８４年落实华侨房屋政策时，市房管部门将该房发还申请人管理至今。申请人认为此房从漳州民兴银公司移交给申请人后，申请人长期占有使用，双方是典权关系而非抵押关系。根据典期届满后长期不回赎视为绝卖的惯例，要求确认该房产权归申请人所有。

查明

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坐落于厦门市公园东路８０号（原１２６号）的３层楼房一座（包括墙内庭院旧地０．８９亩，折５９３平方米、建筑面积６３７平方米）原系张瀛洲业产。张因负债，于１９３６年１月经厦门地方法院受理后将该房拍卖，由债权人原漳州民兴银公司以国币１８２０６元中标买受，并由该公司办理产权登记。同年３月，该公司因缺乏资金，由当时公司经理刘志成出面向胡五宏借款国币１．１万元，以该房作为抵押物，约定期限为１年，立有抵押借款契据。同时该公司将此处房屋及所有权证等交付胡五宏使用、保管。胡于１９４８年８月以房屋抵押权人的名义向当地房产登记部门办理他项权利登记。该房于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６日被房改，１９８４年７月厦门市房地产管理局将此房退改在胡德开、胡赐开、胡淼开三兄弟名下。
　　据现存于房管局的该房屋档案中记载，胡五宏及其子女胡赐开、胡德开、胡淼开均为原漳州民兴银公司股东，该公司在抗日战争期间倒闭。胡五宏、胡赐开已故，胡淼开在本案审理期间死亡。法院依法追加胡赐开的配偶罗素秋和子女胡友川、胡友慧、胡友琼、胡友正、胡友安、胡友慎以及胡淼开的配偶杨别嘉和子女胡友婷、胡友恒、胡友杨等合法继承人为申请人。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经登报公告，至今未有任何利害关系人就原漳州民兴银公司房屋产权向法院主张权利。该房屋经委托厦门市房地产管理局进行评估，价值为人民币８６８６００元。同时经厦门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证实，１９３６年的国币１．１万元占该房屋价值的６０．４１９％。对此，申请人表示愿意补交该房屋价值３９．５８１％的款项即人民币３４３８００元，要求将房屋判归其所有。
　　上述事实有房产契证、借款抵押契据、他项权利证、房屋评估报告及庭审笔录等为证，足以认定。

法院认为

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认为，申请人提供的１９３６年３月１３日刘志成立下的契据、胡五宏借款给漳州民兴银公司后于１９３６年４月办理的抵押权登记，以及土地所有权证、他项权利证均可证明，１９４４年漳洲民兴银公司倒闭后，一直未清理债务。１９４８年８月，胡五宏在以所有权人漳州民兴银公司的名义领取房屋的土地所有权证明，证中“他项权利”栏内明确记载了胡五宏享有抵押权，因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是抵押借款，而非申请人所称之典权关系，故申请人主张其与漳州民兴银公司形成了典权关系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鉴于胡五宏与原漳州民兴银公司确有债权债务关系，该公司并未届期清偿债务，且已倒闭５０余年，胡五宏及申请人以自己名义长期占用、管理座落于厦门市公园东路８０号的房屋，至今并无任何人提出异议，系善意占有，现申请人愿补足该房屋差价款，以取得该房屋所有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的规定，应予准许。鉴于原漳州民兴银公司至今无人主张权利，申请人补交的房屋价款可视为无主财产，依照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收归国有。据此，该院判决：
　　一、坐落厦门市公园东路８４号房屋归申请人所有。
　　二、申请人补交纳的房屋价款人民币３４３８００元以无主财产论，依法收归国库。
　　本案诉讼费１３６９６元、评估费１７００元由申请人负担。

评析

本案作为一个无主财产申请案件能够入选为公报案例，其所具有的示范意义在于裁判 者并未严格拘泥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将房屋收归国有或者集体所有，而是创造性的参照了时效取得这一物权制度原理，在申请人补足房款差价之后，将无主房屋的产权判归了 申请人所有，同时也维护了国家、集体利益不受损害。
在本案裁判之时，我国物权制度极不完备，因此法院对于案件进行裁判时可供选择的法律依据就较为稀缺，当时法律并无取得时效制度相关规定，直接适用取得时效制度也不妥当。因此法官绕道无主物的财产确认程序，通过无主物的财产确认程序来对本案予以解 决，同时在无主物财产确认程序中又参鉴了取得时效的制度原理，来平衡多方当事人的利益。
法院没有直接将该房屋作为无主财产收归国有，而通过对房屋进行评估并作价由申请人通过给付房款，将房屋的价款视为无主财产收归国有的做法，变相承认了取得时效制度。这 里我们称之为“变相”的意义在于，判决是在承认申请人在补足了房款之后才可以取得该 房屋的所有权，而非直接赋予申请人房屋所有权。而正常依据取得时效制度的原理，申请 人应该直接取得房屋所有权，而不存在补足不补足房款的问题。法院谨小慎微的赋予了申 请人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权利，但把房屋价款仍然收归国有。既在法律框架范围之内，同时 又满足了申请人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意愿，体现了一定的裁判艺术。